五舅郭磊卿，在陈仁玉眼中既是长辈，又是师长。五舅的读书喜好，言行举止，甚至书法字体都在不经意中一一仿效。他特别佩服五舅年少时写就的那副对联“遍地冗枝都与去，倚天主干一齐留”，抒发出一种除邪扶正，治暴安民的抱负，真是大义凜然啊！
    可是五舅进士及弟以来，一晃二十年过去，前十年以教学为主，在太学里任国子监教授，以培养人才为己任。太学是宋朝的最高学府，采用的是三舍五年制，初入学为外舍，一年后升为内舍，二年后升为上舍，上舍再读二年毕业，成绩上等按科举状元待遇，中等免去进士考试出仕，下等可直接进入进士考试。仁玉听五舅说起过，太学入学考试分三场，第一场考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经史；第二场考“诗赋”；第三场考“时务”。太学录取考生仅2%—3%，即使考取了，三舍学制至少读5年，一般要读6—9年才能毕业。太学的生源是由县学学生考试选入州学，州学每三年考试一次，选合格者入太学。尽管难考，但还是全国士庶子弟获得殿试资格的主要途径。五舅也一直希望仁玉能考上太学，走上显贵之途。
    五舅的后十年，正是理宗皇帝登基以来的十年，开始时，朝廷的政治格局是三足鼎立的局面，即理宗代表的皇权、杨太后代表的后权和史弥远代表的相权。
    以皇上的政治智慧，在与后权的较量中，皇上胜出。以一次有代表性的意外事件为楔子，皇上的作为，使杨太后仅垂帘听政7个月就“撤帘”还政了。
    那是宝庆元年上元节，理宗皇帝设宴恭请杨太后，席间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底下，杨太后太惊，面带愠怒，拂袖而去。理宗皇帝马上带领百官前去谢罪，还要当场处罚安排宴会的太监。杨太后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看来这只是个意外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就赦免了他吧。”母子俩和好“如初”。杨太后其实心中有数，认为是理宗皇帝要自己撤帘的警示。为了杨氏家族今后的命运和利益，杨太后主动宣布撤帘。
    面对强悍的相权，理宗皇帝不敢轻易挑衅，因为权相史弥远是扶持当今皇上从一介平民百姓，一步登天的功臣，尽管皇帝一心想通过“中兴”来维护皇位，稳定攻局。但面对史弥远，只能任其擅权，“于才机谦逊无所预”，丧失了皇帝的专断权，没有自己独立的建树。朝廷上下，史弥远大权独揽，炙手可热，其党羽遍布朝野，其权力无所不在。理宗皇帝就是这样，主动在相权面前低头，韬光养晦，默默无为了十年，直至史弥远病逝。
    在这十年里，郭磊卿作为外戚，皇后的亲舅舅，享受的是厚养而不用的待遇，虽然职位从教书先生转为枢密院编修，兵部郎官，物质生活丰厚，但不能一展才华。
    到史弥远死，皇上亲政时，南宗的政局是内外交困，朝攻腐败，官吏贪浊，社会经济濑于崩溃，财政匮乏，边防涣散，而蒙古的崛起对朝廷的威胁愈来愈大。而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，理宗皇帝宣称“务革前弊”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，如：拔贤黜佞，整顿吏治，整顿财政，崇尚理学，出师汴洛，部署抗蒙等。
    二十年平淡的官宦生活，终于在皇帝亲政那年有了转机，郭磊卿官拜右正言，寻擢右史，可用谏官身份，堂堂正正地向皇上建议献策，弹劾权幸，拔贤黜佞。
    当时朝论史弥远党羽余天锡，人才猥劣，门庭秽集，磊卿即上疏劾奏“臣闻鸱鴞入林，凤凰远去，豺狼当道，驺麟自藏。陛下欲聚群贤而兴治，而股肱喉舌之任，乃使庸邪厕迹其间，是却而求前也。”
    当时，余天锡为户郭侍郎兼知临安府，浙西安抚使，可谓位高权重。况且，理宗皇帝当初为乡下少年时，是余天锡奉史弥远之命，寻访太祖后人，才把他带进京诚，选入宫廷，是名符其实的“童子师”，此后赵与莒才有可能立为嗣子，皇子，乃至登上皇位，余天锡功不可没。
    奏章一上，朝野哗然，正人君子无不竖起大拇指夸右正言好样的，敢来真的。但内廷有话传给郭磊卿：皇上刚亲政，至亲者不要先出难题。
    郭磊卿思来想去，忠君报国是本份，皇上亲政以来，进君子、退小人已开了好头。余天锡不能凭着“童子师”的功劳而无作非为，于是再上奏章，弹劾余天锡。
    理宗皇帝对国舅公正色敢言，不避权幸，道理上是认可的，但心理上还是不愿降罪于拥立有功的余天锡，他让皇后召见了郭磊卿，以不能动摇皇位根基来劝说。
    郭磊卿心中懊恼，提出归田之请，理宗不许，给他一个朝奉大夫，宝章阁侍制既称名流又是闲职的衔头，让他回乡调养身体。
    磊卿的女婿吴坚听到传闻，马上写了一首诗寄给岳父“家有余忠上所知，殊恩岂独眷中闱。巍冠已午挂神武，散笔不妨窈翠微。余居恰好试新衣，更宜筑屋烟云上，门外莫关谁是非。”女婿的亲情之言，与劝慰之说，暂时使磊卿放下心中的无奈，回家休养，与乡里贤达好友论理学和诗词，寄情山水，优游林下。
    仁玉为研读《春秋》，请教于五舅，磊卿说：“《春秋》之旨虽微，而其大要，不过辩君臣之等，严华夷之分，扶人理，遏人欲而已”，教导仁玉要从“大义”上掌握《春秋》精神，并以老师朱熹之说，启迪仁玉“不如且研穷义理，义理明，则皆可遍矣”，要用“义理”标准去读春秋，读史“观大伦理，大机会，大治乱得失”。
    仁玉说：“五舅你弹劾权幸的义理为何？”
磊卿朗朗答道：“为人臣者要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，如果为人臣者不分是非曲直，一味顺从于君，那么，君主的过失就得不到及时的纠正，其结果将是‘杀数百万生灵、亡数百年社稷。’”
    磊卿说：“仁玉，你问得好，我要三上奏章，弹劾权幸无所避”。他连夜挑灯，愤笔直书，上表弹劾。这一次，他的行为得到朝中徐元杰，杜成立、刘时举，刘汉弼等人以及京城太学生的响应，朝廷不得不罢了余天锡的官。
    嘉熙二年（1239），郭磊卿回到京城，史嵩之时为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又掌握了权柄，对郭磊卿采取了明升暗降的手段，将他调为起居郎。同时又起复了余天锡任其为签密枢书院事。郭磊卿怒火中烧，弃官出城，史嵩之急告皇上，遣中史召回，且敕国门不得放出郭磊卿，郭磊卿气血逆流，大叫一声，倒地身亡。
    陈仁玉与吴坚等扶郭磊卿的灵柩回仙时，理宗皇帝特溢正肃，立正谏坊于仙居县城东街。